中国应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继续扩大开放，加快国内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步伐，提升综合国力。还可利用特朗普“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影响，突破当前拜登政府“小院高墙”和“供应链去中国化”战略对中国科技和市场的封锁

文｜沈建光 樊磊 王若菡

在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美国总统，超出了大多数美国主流民调的预测。

笔者以为，选举结果相当程度上不仅仅反映了美国主流民意对拜登政府执政期间社会贫富差距继续扩大、高通胀的不满，而且还传递了一般民众对民主党代表的精英主义在文化身份认同、平等公平等议题方面过度左倾，并引发的一系列治安和福利问题的反感。

美国社会人心思变大势所趋；“特朗普主义”可谓强势归来。所谓“特朗普主义”是一种以“美国优先”为宗旨，具有经济民族主义和外交单边主义特征的执政主义。

虽然美国社会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充满期待，资本市场也反应积极；但是笔者以为，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存在五大内在矛盾，其落实效果未必尽如人意。对中国而言，面对短期可能加剧的外部冲击，扩大内需仍是必要举措。从中长期来看，美国加征关税的效果更差。中国还是应该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推动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综合国力，才是对“特朗普主义”崛起的最好回应。

特朗普政策的五大矛盾

似乎美国社会对特朗普重新执政寄予厚望，资本市场似乎也颇为认可，比如标普指数持续创出新高而美元也表现强势，笔者以为特朗普的政策主张存在五大内生性矛盾，其实施效果未必会尽如人意。

首先，美国加征新关税扰乱全球供应链、冲击美国制造业和特朗普意欲提振美国制造业形成矛盾。就中期而言，如果特朗普政府违背经济规律，想要在高关税的保护下只在本国发展制造业，还会重蹈一些发展中国家搞“进口替代“最终失败的覆辙。

一方面，在全球供应链深度融合的时代，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也高度依赖外国的产品和市场，美国加征关税和其他国家的潜在报复行为会大大加剧供应链的不稳定，对美国现有的制造业部门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近期，对特朗普政府颇有影响的美国企业家马斯克就表达了这个顾虑。而且，他还认为即使要在美国新建工厂，也需要一两年时间建设厂房，安装设备，培训人员，因此他并不赞同短期大幅提升关税水平。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立即大范围大幅加征关税其实仍有较大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的根源在于缺乏比较优势。历史经验显示关税、补贴等行政措施对抗市场选择的效果并不理想。从美国的经验来看，最近两三年以来，在《芯片法案》等提供补贴的支持下，美国制造业投资确实大幅增长，但是主要集中在偏高端的计算机、电子和电气产品制造行业，并未解决普通工人就业问题。

数据显示，2018年计算机、电子和电气产品制造行业就业占美国就业的比重为0.7%，目前反而略有下降。从更长历史区间观察，2018年以来美国政府实施的各类关税和补贴政策也并没有逆转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和占比的持续下行的趋势。

由于美国本土生产成本太高，加征关税后相关产品也很难在美国进行制造，只会增加消费者的负担。

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对过往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表明，对中国的高额关税确实使得一些对美国出口的制造业企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主要的受益者并非美国本土，而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则承担了主要关税成本。

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在高关税保护下搞“进口替代”，失败案例屡见不鲜。如果特朗普政府对所有国家全面加征关税以提振本国制造业，这些案例也都是前车之鉴。

其次，特朗普的诸多政策会推高通胀，与其降低通胀的竞选主张存在矛盾。无论是特朗普减税、大范围加征关税，还是驱逐非法移民的政策主张，都具有非常明显的通胀，甚至是滞胀效应。

例如，研究表明2018年美国对于中国2500亿美元产品关税，已经导致美国CPI上升了0.3%，如果对中国出口加征60%关税，甚至还要对其他贸易伙伴加征10%的关税，对美国CPI的冲击将更加显著。如果再考虑减税提振总需求等因素，美国的通胀压力会进一步加大，经济过热风险也会明显上升。即使特朗普支持传统能源，推动油价下行，但美国核心通胀的压力很难缓解。实际上，特朗普当选之后，多家国际投行已经削减2025年对美联储降息的押注。

第三，特朗普减税提振经济的主张和美国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稳定风险上升形成矛盾。特朗普财政政策方面最引人瞩目的是减税。

具体而言，2017年“特朗普税改”中多项临时性税收减免措施将于2025年到期，随着特朗普二次执政，这些条款可能延续，甚至可能会被永久化；特朗普还提出对小费、社会保障和加班费免征所得税等新的减税主张。减税的本意是提振美国经济，但当前环境下反而会造成美国债务不可持续并危及宏观稳定。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测算，如果特朗普的税收政策实施，美国债务占经济的比重在2035年或达GDP的143%，较现在的125%的预测大幅上升。

问题是，当前美国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经超过6%，在美国就业已经比较充分的情况继续增加赤字，一则毫无必要，二则还会让美国在财政不可持续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实际上，美国中期的财政风险和对宏观稳定冲击已经引发了普遍关切——202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已经两次对此提出批评。

第四，特朗普在外交上强调“美国优先”维护美国利益，反而会削弱美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最终损害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

无论是对贸易伙伴广谱加征关税，从海外撤军，还是退出国际协定，都会增加美国和盟国的矛盾，甚至增加全球经济衰退和战争的风险，危及美国的繁荣与安全。1930年美国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升进口关税，大大加深了全球经济在“大萧条”中衰退的幅度，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多个国家强硬派上台，最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也深受拖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第五，特朗普驱逐移民和恢复国家团结、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的目标矛盾。特朗普在大选之后的获胜演说呼吁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让经济增长率翻倍。但是，他主张驱逐已经在美国境内的 1100 万非法移民，或导致许多美国家庭骨肉分离，并受到一些民主党执政地区的反对。此外，非法移民也是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驱逐移民也会降低美国潜在经济增速。

中国的对策

因此，面对特朗普重新执掌白宫，中国当然需要高度重视，但也无须过于悲观，沉着应对仍有很大空间。就短期而言，一些中国产品被加征更高关税的风险确有上升，叠加当下国内需求疲软，通缩压力上升，以稳增长、扩内需为主的逆周期调节政策需要继续加强。

例如，虽然12万亿元大规模化债明显提振了市场信心，大幅缓解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笔者以为进一步刺激消费仍然是当下稳增长的必要举措。

此外，中央政府还可以考虑建立国家土地和房产收储银行，收购过剩的土地和建成住宅，稳定房地产市场。如能进一步降低“五险一金”缴纳标准、为企业减负，早日放开科技企业上市，也必将有效提振企业家信心。就中长期而言，美国加征关税打击中国出口的效果更差。

过去几年的经验显示，出口部门是中国最具灵活性、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化解外部冲击。2023年中国商品占美国进口市场的份额较2018年确实有所下降，但是绝对规模仍然超出2018年的水平；从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来看，2023年的3361亿美元也高于2018年的3233亿美元；而且中国在全球出口市场的份额也同样较2018年有所增长；2024年10月，中国以美元计价的出口同比增速高达12.7%，竞争力仍然强劲。

目前，中国东盟已经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反而美国和欧盟在中国出口的份额反而已经从2018年的35%下降到30%以下，如果把中国对非洲、拉美、俄罗斯和印度的出口加在一起，也超过了对美国或对欧盟的出口。

因此，中国应该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包括继续扩大开放，加快国内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步伐，提升综合国力。除此以外，中国还可以利用特朗普“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影响，突破当前拜登政府“小院高墙”和“供应链去中国化”战略对中国科技和市场的封锁。这才是中国对“特朗普主义”回归的最好回应。

作者沈建光为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樊磊为京东集团研究总监、王若菡为京东集团宏观研究员；编辑：王延春